“我們把楊絳當(dāng)親奶奶”

付研是名大夫，也是泰康燕園康復(fù)醫(yī)院院長，她愛人叫施亮。施亮的父親是已故翻譯家施咸榮，而施咸榮正是錢鍾書摯愛的學(xué)生之一。

付研回憶說，與楊絳一家結(jié)緣，是在30多年前。當(dāng)時她和施亮確定了關(guān)系，便被帶到了爺爺奶奶家(即錢鍾書、楊絳的家)。“記得奶奶對我和施亮的戀愛經(jīng)過最感興趣，放松下來后，我跟奶奶聊得特別投緣。”婚后，每逢過節(jié)，付研的婆婆都要做很多上海菜送給錢鍾書、楊絳吃，跑腿的一定是付研。“因為常去，慢慢地，我就把他們當(dāng)親爺爺奶奶了。”

幾十年間，兩個家庭共同經(jīng)歷了很多事。1993年5月，付研的公公施咸榮病逝，第二天，錢鍾書寫來一封唁信：“昨日得知咸榮逝世，不勝驚悼。數(shù)十年至交，臨終未得訣別，尤為悲感。我自動手術(shù)以后，衰朽愈甚，一時未能康復(fù)。楊絳失眠減食，亦成病嫗，本擬聞訊即造尊府慰唁，而實以精力不勝，稍待異日。先此草函，尚望節(jié)哀順變，料理大事。指痛不便多寫，書難盡意，即頒闔家平善不備。錢鍾書、楊絳同上。”

這年11月中旬，也就是錢鍾書生日的前幾天，付研和施亮去錢家送菜。手術(shù)后的錢鍾書顫顫巍巍，消瘦了一大圈，面容憔悴。當(dāng)時楊絳剛好出門了，他對付研和施亮說，自己來日無多了，他的一切國家會管，最擔(dān)心的是楊絳。“拜托你們多照顧奶奶!” 錢鍾書反復(fù)囑咐著這句話。付研說，她覺得錢鍾書這是把楊絳的健康交給了自己。這么多年來，她既是保健大夫，又是孫女。

三年半后，1997年正月初一，付研和施亮去北京醫(yī)院看望病榻上的錢鍾書。那時，楊絳已得知獨女錢瑗患癌晚期，錢鍾書被瞞著，卻也有所感覺。他總問楊絳：“阿圓(錢瑗昵稱)怎么不來看我了?”楊絳不得不編出些話，先瞞住他。問了幾回，錢鍾書不再問了，卻用一種憂愁的目光望著楊絳。付研記得當(dāng)時楊絳說：“那種眼光是很難受的，讓我心里一揪一揪地疼。”

1997年3月，錢瑗病逝。付研和施亮參加完錢瑗的追悼會回來，保姆小吳阿姨對他們說，楊絳沒吃午飯，自己勸她多少吃一點兒，下午還要去醫(yī)院看錢鍾書。楊絳凄惻地說：“我怎么吃得下去呢?這時候，我女兒的血肉正在爐子里被燒著呢!”

1998年12月，錢鍾書病逝。付研拉住楊絳的手，哽咽失聲。楊絳卻急促地勸說：“別哭，別哭!爺爺不喜歡別人用哭聲送他。” 施亮回憶說，雖然接連遭受親人離世的打擊，但他從未見過楊絳流淚，也許因為，眼淚是透明的血，它淌在心里了。

她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，1932年畢業(yè)于蘇州東吳大學(xué)，同年考入清華大學(xué)研究生院，攻讀外國語言文學(xué)專業(yè)并邂逅錢鍾書，三年后兩人喜結(jié)連理。

楊絳精通英語、法語，后又自學(xué)西班牙語，她翻譯的《堂吉訶德》至今被公認為是最優(yōu)秀的中文譯本，并因此于1986年榮獲西班牙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勛章。

楊絳終年筆耕不輟。錢鍾書離世后，年近九十高齡的她開始翻譯柏拉圖的《斐多篇》;2003年，《我們仨》出版問世，這本書寫盡了她對丈夫和女兒最深切綿長的懷念，感動了無數(shù)中國人。時隔四年后，96歲的楊絳又推出一本散文集《走到人生邊上》。

相較于文學(xué)路上的平順，楊絳的生活可謂過得坎坷。所幸，豁達的她一直懂得如何堅強樂觀。文革中，楊絳曾因迫害被發(fā)配到文學(xué)所的廁所做清潔工。這事如果放在別人身上，一定會有滿肚子怨氣，楊絳卻在“顛倒”的境遇中找到了快樂。

她自費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，如小鏟子、小刀子，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，還帶了些去污粉、肥皂、毛巾以及大小兩個盆子，每天在十幾個廁所認真清洗，將所有器具都洗出了本來面目。所有人都贊嘆她的活干得漂亮，廁所不像廁所，倒像一座座溫馨的小賓館。忙完工作后，她便悄悄坐在廁所看書。

同是文革期間，有人寫錢鍾書的大字報，楊絳就在邊上糊一張小字報，逐條澄清事實。讓翻譯家葉廷芳印象深刻的是，當(dāng)時在外文所召開的批斗會上，很多人都低著頭不敢吭聲。只有楊絳，當(dāng)批斗錢鍾書時，她迅速起身辯護，甚至跺著腳執(zhí)著澄清：“你們說的不是事實!”后來楊絳被人剃了“陰陽頭”，錢鍾書著急地問：“怎么辦?”她淡然，連夜趕做了發(fā)套，第二天照常出門買菜。

生命的韌勁，在楊絳的百年人生中淋漓盡現(xiàn)，遠比網(wǎng)上瘋傳的“雞湯文”豐富、厚重。上海淪陷時，她曾被叫去日本憲兵司令部接受盤問，出門不忘帶一卷《杜詩鏡銓》，見到日本人，她先笑說：“杜甫的詩很好啊”;生孩子住院，錢鍾書生活自理能力差，不小心砸了臺燈、拔下門軸上的門球，楊絳只說：“不要緊，我會修”。

在百歲之際寫下的散文集里，她說，自己一輩子“這也忍、那也忍”，無非是為了保持“內(nèi)心的自由，內(nèi)心的平靜”。而其夫錢鍾書用這樣一句話評價妻子：“最才的女，最賢的妻。”

付研說，楊絳有時就像個孩子。記得有一次，楊絳笑瞇瞇地對付研說：“今天我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我自己，這么老了呀，我還覺得我很年輕。”這些快樂付研現(xiàn)在回憶起來，難免帶著些許傷感。

“我覺得對她特別虧欠。我在醫(yī)院工作特別忙，每次去她家都待不了太久，可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過得非常快樂。奶奶總會給我講些往事，她每次都講得特別高興，我每次也有很大收獲。她的言談舉止中，有很多的哲理，就連我這樣一個不愛寫作的人，也會受到她的感染，去寫一寫東西。”

楊絳的樂觀和堅韌，支撐著她挨過了愛女與丈夫的離世打擊。付研說，當(dāng)時的楊絳不僅要承受親人離世的痛苦，還要抗衡市儈們對錢鍾書名氣的利用，應(yīng)付著一樁樁意想不到的事件……“每次跟奶奶聊天，都會被她的堅韌所感動，被她的善良所浸染。在這浮華的世界，這種純樸，這種剛毅，這種奉獻和真摯的愛，使我看到了她內(nèi)心深處的一種生命活力。”

更為可貴的是，早有名氣的她一直秉承著簡樸低調(diào)的生活態(tài)度，卻大方地做著慈善。

2011年大年初一，付研和施亮照例去給楊絳拜年。楊絳穿著幾年前已故親家母送給她的毛衣，袖子補了很多補丁，儉樸卻也整潔。付研說，老人家的主要收入都捐給學(xué)生們了。

當(dāng)年錢鍾書去世后，楊絳以全家三人的名義，將高達800多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給母校清華大學(xué)，設(shè)立了“好讀書”獎學(xué)金，幫助貧困的學(xué)子，自己什么都不要。楊絳的家從沒裝修過，布置極其簡單：走進家門，先是一排書柜，書柜上都是書，房間中間有個大大的寫字臺，老人每天都在桌前寫大字。

楊絳有篇散文名為《隱身衣》，文中提到，她和錢鍾書最想要的“仙家法寶”莫過于“隱身衣”，隱于世事喧嘩之外，陶陶然專心治學(xué)。

早年間，她也曾借翻譯英國詩人蘭德那首著名的詩，寫下自己無聲的心語：“我和誰都不爭，和誰爭我都不屑;我愛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藝術(shù);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;火萎了，我也準(zhǔn)備走了。”

長期陪在楊絳身邊，付研最大的感受是，楊絳用她的一生踐行著這樣兩句話：只要心態(tài)年輕，年齡不過是個數(shù)字;只要堅持科學(xué)的養(yǎng)生之道，長壽不會是個夢。